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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法院与级别管辖--北大法学院长朱苏力的演讲

作者：来源：发表时间：2007-12-25 浏览次数：字号：大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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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也是不断在被调整的，当案件太多的时候，我就把管辖的标准稍微提高一点，比如说过去是五十万，现在我看五十万元以上的案件我都管不过来了，那我们就重新调一下，管一百万元以上的案件，好像是逐步放权了，其实不是，是我已经吃饱了，吃不下了。（笑）这样我们就会发现，按理说司法权是不可侵犯的，但事实上这样的管辖标准可以由最高法院或者高级法院上报最高法院来调整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说，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的民事、经济案件或者刑法案件的管辖权是由它们的上级法院来确定的。不要以为行政部门在侵犯司法权，司法部门中的上级司法部门同样在侵犯下级司法部门的司法权。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法院都明确规定了一定的管辖权，比如说，任命我朱苏力是海淀区的法官，那么海淀区所有的案件都归我管，除了特殊的案件由军事法院、专利法院等等专门法院管辖之外。如果上级法院随便地把我的某个案件拿走了，这就侵犯了我的司法权，也就是侵犯了我的司法独立。所以，大家需要注意，讨论司法独立的时候不要仅仅关注所谓行政权的干预，法院系统本身通过其行政管理系统也在侵犯基层法院法官的司法独立。而且我们应当注意，管辖问题是立法权的问题，立法中规定哪级法院管什么案件，那一级法院就管理什么案件，不应当由上级法院来规定。现在变成了最高法院甚至省高院都可以确定让你管理什么案件，这是不是就侵犯了立法权？

表面上看级别管辖好像很确定，因为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都规定得很确定，但这种规定却在事实上带来了一种初审和上诉审管辖的不确定，为当事人选择有利的诉讼管辖或者诉讼地创造了条件，为当事人规避法律创造了一个可能的空间。这带来了很多各种类型的司法不利。例如，北京市规定，中级法院受理一百万到一千万的案件，而诉讼标的为八百万元的一方当事人可能会感觉到如果在高院审理这个案件对自己更为有利，因为高院他认识朱苏力，而中院则没有他认识的法官，那怎么办？他就会故意夸大自己的诉讼标的额，把它说成是一千二百万，这样就可以到高院去审理了。这种规定给当事人的选择创造了条件，会导致案件可以进入自己想选定的那一层次的法院，进而比较容易找到对自己有利的法官来审理这个案件。就算这个案件可能不到我朱苏力手上，可是我朱苏力和范愉是在一个法院，朱苏力可能就会找到范愉来通融一下，因此，这个案件到了高级法院以后，即使不是你朱苏力审理，甚至我还不希望你朱苏力审理，但是我有关系在里面的话，在法院内部是能够起作用的。这个时候，由于我现在提出的诉讼标的额比原来的诉讼标的额要多，收取的诉讼费也要相应的增加，好像是成本增加了，但是只要我能够通过判决把这个成本给扳回来，我是不在乎的，只要诉讼本身的收益大于额外缴纳的诉讼费，那仍然是合算的。相反，如果一个案件的诉讼标的额为1200万，那么该当事人可能为了同样的经济目的，而将一个案件拆为两个或者三个诉讼，以确保这—案件的有利审判。

甚至这个管辖选择的方案会更为复杂，当事人会把二审法院的因素纳入进来，统—筹划。例如，为了避开某些不利于自己的因素，有时—方当事人会在一审有意不提出某些可能有争议的证据，而在二审提出这类证据，规避对这类问题的复审，从而获得有利于自己的终审判决。尽管依照法律，另一方当事人可能对这样的终审判决提出其他动议，但是如果这—判决不是非常明显的不公平，那么考虑到进一步诉讼的成本，另—方当事人大多不得不采取一种息事宁人的态度接受这种看似公平的终审判决。

第三，当事人的这种管辖选择的考量和斟酌本来可能带来一种司法的竞争，为当事人提供更多的制度选项，从原则上看来，未必是不利的，而且这也是一种司法的技术和知识的创造。但是，若是从中国目前司法的状况来看，这种现象并不利于司法公正。事实上，当事人往往会通过律师同特定法院的一些法官甚或整个法院拉关系，以建立一种默契。而律师也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同法官和法院建立并保持“良好的关系”上，注重积累有关关系网的“地方性知识”，而不是其他更为有用的对社会更有益的更具普遍性的法律专业知识。这种状况不但会加剧地方保护主义的审判，而且一定会导致行贿受贿或变相的行贿受贿。

如果从制度逻辑上来分析，级别管辖——至少在中国——也更容易导致腐败。首先诉讼的请求额越大，当事人各方就越是有动力采取—切合法的、边际的和虽然违法但很难查处的手段同法官预先建立各种对己方有利的关系，以保证未来一旦发生纠纷法院的判决对自己更为有利或更少不利。由于法院系统的结构成金字塔形，基层法院的数量众多，潜在的案件各方当事人事实上不大可能同数量巨大的基层法院法官都建立起稳定的可依赖的关系；既然越向上法院的数量越少，法官的数量也越少，只要有利可图，潜在的案件当事人就越有可能先搞定上级法院或上级法院的法官。例如，一位在江苏、上海和浙江三地做生意的商人，为了保证他未来的官司不输或少输，他只需“结识”这三省市的高级法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比方说各10位总共40位的法官，并保证他的未来案件由其中某一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但是，设定所有案件都是由基层人民法院一审管辖，那么如果他要获得如上确定的概率，他就必须“结识”这三省市的各基层人民法院和各中级人民法院总共约2000位法官(假定三省市有大约180个基层人民法院，20个中级人民法院)，后者显然要难得多。即使可能，也会因“无效”投入太大而不划算，他自己就会放弃这样的“投资”，转而寻找其他价格更低廉的诉讼风险反保护措施。因此，这样分析起来，民商事案件的级别管辖其实更有可能促使司法不公甚至司法腐败，而不是如同人民一般想象的那样，更可能减少司法不公或腐败。统一的初审管辖才更可能防止司法不公。

第四，级别管辖使得基层法院法官的专业素养难以提升。为什么？大家注意，法律这个专业并不是你读几本书就可以处理案件的，你读完书以后一定要去实践，审理几个案件之后才可能掌握一些基本的审理方式。可是，现在许多重大的经济案件，一般来说关系比较复杂，商业纠纷比较大，涉及的各方利益比较广，因此这些案件都由高级法院或者中级法院来审理，基层法院的法官基本上很难有机会审理现代的商业案件。没有这样的机会，哪怕你在基层法院待上十年，你的专业技术不会进步，你只能审理那些“因为感情破裂，（笑）应当判决……”等一些简单的民事纠纷。票据、公司、股票上市问题这类的案件不可能让你去审理，长期不审理复杂的案件，专业知识是很难得到提高的。一个法学院的毕业生也会感觉到这些问题，我人大法学院、北大法学院的毕业生毕业以后为什么要到基层法院呢？！就算我有一颗红心，愿为中国的法治事业服务，不计报酬，但是起码我要学有所长啊，基础法院不会有证券、金融法、票据等等这些案件，我所学的东西都用不上，我为什么要到基础法院去呢？所以，这样就导致基层法院法官的素质比较低，越是低越有理由不让你管辖，因为你素质低嘛！（笑）这样就造成恶性循环，这样就可以简缩你的司法管辖权，把那些利益丰厚的、诉讼费很多的案件都收到中级法院、高级法院以及最高法院来审理。

一方面，我们要改善基层法院的待遇，要提高基层法院法官的素质。怎么去改善？办班吧，专升本，培养法律硕士。法学院也很高兴啊，我们就安排进修、培养法律硕士等等这样一些方式，同时也可以收费，法学院也就参加了这样的“合谋”。一个制度的东西很多时候都是不经意当中造成的，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制度之间是互相牵合的，并不是用心好就能够做好事情，很多时候都是大家合起来做了一件坏事，其实大家的用心都是好的，但结果合起来却做了一件坏事。

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人选择职业都受到利益的驱使。级别管辖限制了两种可能的利益：知识兴趣和物质收益。第一，现代中国法学院毕业生往往更擅长法律问题的处理，并且学习了许多关于民商经济法律方面的知识，但是由于级别管辖，基层法院基本没有审理这方面案件的可能，因此法学院毕业生在法学院学习的现代工商社会之法律知识在基层法院就成了“屠龙之术”或者被束之高阁。面对这一状况，法学院毕业生就失去了进入基层法院的知识兴趣。第二，由于诉讼费返还实际上是各级法院的主要财政来源，而民商、经济案件的诉讼费是根据民商事案件的争议额收取的，级别管辖限制了基层法院的诉讼费收入，因此基层法院的经费往往严重不足，招不来和养不起法学院的优秀毕业生。这样一来，基层法院法官的专业素质提高很慢。而这也同时为固化级别管辖和法院系统的行政化管理增加了另一种正当化的理由。

因此，中国要改变基层法院法官的素质，不说人大法学院、清华法学院、北大法学院的毕业生进入基层法院，至少各省重点大学的法律系的毕业生能够进入基层法院。但是，凭什么让其进入基层法院呢？一，一定要让他学有所用，必须让他能够审理案件。二，一定要让他能够有经济上的收入。这样我们也可以看到，级别管辖实际上导致了中国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的生态很难改变：中国基层法院法官的专业素质提升很慢，但是中级法院、高级法院的法官却基本上都是大学生毕业、研究生毕业，甚至在北京地区博士生都很难进法院了。

三、上诉功能的历史变迁——一个猜测

我这样讲了以后，大家可能觉得级别管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是没有好处的。那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会形成这种级别管辖，甚至在很多国家都曾经有过级别管辖呢？某种东西长期存在一定有它长期存在的理由，我们废除一个制度的时候一定要审视它曾经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以及它今天是不是还有作用。千万不要因为我前面讲了级别管辖很糟糕，没有上诉法院很糟糕，因此我们就赶快将其废除。我们一定要回过头来看，既然是那么糟糕的话，为什么它在历史上会长期存在，为什么很多国家也都有过这样的制度？

从历史上看，中国不但—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审，而且—直是更关注事实问题、坚持级别管辖的。比如明朝的时候朱元璋就规定，“洪武初决狱，笞50者县决之，杖80州决之”，以后还规定了某些案件一定归中央来决定；还比如清代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从初审到“京控”，以及再审，都仅仅关注事实问题。这种制度的长期存在难道仅仅是一个错误?历史上的级别管辖有没有正当性？如果有，其正当性又何在? 与此相关的是，尽管法德等国已经有了法律审，但是在某些案件当中仍然保留了级别管辖，它的正当性又何在?

我认为，放在历史的语境中看，级别管辖的这种正当性是存在的。

第一，我们不能忘记中国古代的司法其实并不是现代意义的司法，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司法级别管辖”，那只是附着于行政系统的一个司法的功能。在州、县这一级不存在独立的司法职能部门，甚至没有独立的司法专职官员，审判往往由地方行政长官独立主持，关注的问题是发现事实，解决纠纷。而行政官员的政治责任与司法官员的责任还是非常不同的。

其次，促成以事实审为中心的级别管辖和上诉，从逻辑上看，可能还要几个重要的因素。

1、传统社会由于缺乏有效的科学技术支持和专业人员的支持，事实认定方面难免有错误发生，因此，确实需要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案件事实进行进一步的审理。古代社会当中，司法专业人才极为稀缺，大部分县官实际上是没有学过司法的，地方政府常常养不起这类司法专业人才，甚至养得起，也不大用得上。因为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人员不流动，犯罪率很低，一个县可能十年、二十年都没有一个重大的刑事案件，让它养活一个专业的司法人员也是一种浪费。因此，事实上，往往只有比较高层的衙门才有更为专精的司法人才。在这种条件下，下层案件确实容易出差错，因此采取级别管辖，反倒是一种更为经济的司法资源配置。

2、在传统社会中，人们都生活在狭小社区，“天不变，道亦不变”，社会变迁很少，任何个别案件的处理都不可能具有广泛的法律意义。因为通讯不发达，一个案件发生了、处理了，都仅局限于本地，很少发生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政策问题的案件。就像我不相信这几年矿难特别多，但确实这几年的矿难报道特别多，为什么呢？因为通讯发达了，政府控制弱了，愿意让它报道出来。可是，传统社会中通讯不发达，出现一个案件，其影响大多是地方的，因此在这个时候审理一个案件没有必要去考虑法律的问题——他们所说的法律问题实际上就是事实问题——只要想着怎么样把这个案件处理好就行了。而我们今天讲法律，其实讲的是规则，就是说，类似的案件都必须按照同类的规则来处理。因此，在一个地方发生一个案件，如何处理它就会影响到其他地方类似案件的处理，具有参照作用；不然的话，人们就会感觉到法律不公平。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传统社会当中所有的案件都是地方审理，它的影响力是地方性的，它的意义也是地方性的，它对其他地方案件的审理不具有参照意义，因此，只关心事实问题是可以的。但是现代社会就不行！今天一个案件在天津进行审理，结果马上就会传到北京，北京类似案件的当事人就会提出疑问，天津法院对该类案件就是这样审理的，你们为什么不这样审理呢？因此，现代社会当中所讲的法制和以前所讲的法制是不一样的。今天所讲的法制是规则自治，也就是说法律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同一的贯彻，必须在相当一些案件中适用统一的规则，这就是现代法制和传统法制的不同之处。在一个以关注过去为中心的司法体制中，不会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政策的问题，必然是以解决纠纷为中心，因此也就不需要一个以保证法律统一实施和法律发展为中心的上诉法院。

第三，以事实审为中心的“上诉”制度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可以更有效地控制地方官员。为什么要控制地方官员？因为传统社会的信息费用很高，天高皇帝远，中央政府和上级官员很难有效监督下级官员，主要*意识形态(儒家学说)和以自律方式控制地方官员。但是，远离监督的官员有贪赃枉法的诱惑和可能，作为一个制度来说，必须注意处理这种可能性。为了避免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可以说是有意识地采取了高度行政化的司法体制(如果这还可以称之为司法体制的话)。在这样的体制下，中央政权对社会的纠纷按照其影响力大小和重大程度进行分级管辖，以保证一种对其控制社会和各级官员的能力的相对更有效率的配置。普通民众是更关心结果的，他们不大关注而且也没有能力关注法律和程序问题，也很难就法律和程序问题提出上诉。因此，以事实审为关注中心，更可能察觉民意，也更可能以是否“一方平安”为标准来判断一个官员是否合格和称职。因为这是一种以考察“输出”来替代全面监督“输入”的监督下级的方式，只要发现事实有误，无需考察是否徇私舞弊，贪污受贿，就可以一般断定地方官员是不称职的。我们现在的上访制度就是这种制度的延续。因此，传统社会可以说是有“上诉”（都是有关事实问题的“上诉”），有二审、三审甚至有“京控”，却没有作为制度意义上的“上诉审”。因为古代社会中无论是二审、三审、再审、提审或“京控”，裁判者的关注点都不在于法律适用的统一和符合程序意义上的正确，而在于控制下级官员。

另外，向中央汇报信息的费用是谁提供的？是诉讼人提供的。中央如果派人下去调查某个官员是否廉洁，也是需要花钱的。但现在这样，允许你层层上诉，只要案件事实上有问题有差错，承受不了了，你就一定会来打官司，你就一定会告到中央去，这个信息的成本就由老百姓承担了，中央政权就可以把有限的财力加以更加有效的利用。况且老百姓也不是随随便便就会到北京来“上诉”的，如果要从广东到北京来控告，要走上几个月，能走下这样远的路程的，一般都是强劳力，这些都是诉讼的成本。所以，一般进行“京控”的都有天大的冤屈，中央政府凭此就可以有效地对地方官员进行控制。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没有终审的审级制度是中央统治者了解全国各地情况的一种特别的信息收集制度，可以说，中央政府是有意鼓励上诉甚至鼓励越级上诉的。据此，在传统社会，特别是在古代中国这样一个农业的大国，优先关注事实问题的审理、采取级别管辖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这种情况到了近现代之后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因为有关纠纷解决的科学技术和专业手段增多了，许多古代疑难的案件在今天已经不再疑难；而且由于通讯的发达，信息交流更为便利，中央对地方官员的控制已经大大加强，而且地方诸多官员之间的相互牵制和制约也已经大大加强了。因此就总体而言，在现代的诉讼法的制约和支持下，在专业技术分工队伍的支持下，—般不大可能出现传统中国社会中地方官员任意草菅人命并控制信息交流的状况。另—方面，也由于信息交流的便利，各地的人们对法律规则的统一、稳定，要求更高了；而且由于社会发展速率的加快，对新规则无论在数量还是在细致层面上的要求也增加了。现代社会是一个日新月异的社会，尽管有专门的立法机关，但是专门的立法不足以完成社会对规则统一的需求，由于剩余立法权的问题——即任何立法都是不完备的，行政执法者和司法裁判者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剩余立法者——因此都需要一种制度来保证法律的统一执行和法律的稳定发展。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对上诉审的要求增加了。事实上，尽管如前所述，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上诉审，但是这种上诉审的功能——在辖区内统一法律和通过法律解释来发展法律适应社会的需要——却是由各级人民法院内部的审判委员会来履行的。

必须指出，由审判委员会来履行上诉审的部分功能是不好的。首先，这阻碍了各级法院的专业化。由于各级法院没有专业分工和职能分工，初审和上诉审搅在—起，实际上分散了法官的专业注意力。其次，一个同时履行一审、二审和上诉审功能的法院必定庞大，为了减少内部的交易费用，法院内部的行政化倾向必定会加强，因此不利于法官的独立。第三，在这种行政化倾向很重的法院环境中，如同其他许多学者研究指出的，审判委员会本身具有其他一些弱点，而不能完成上诉审的全部功能。而如果放眼世界，作为制度的上诉审几乎是一种必然。

四、两种法院组织结构中的上诉法院

尽管目前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或法域）的法院体系都演化出了上诉审法院以及类似的机构，但是深入考察一下，我们可以发现大致有两大类型。

比较起来，大陆法系国家的法院体制体现的是一种集权化的等级结构，如此建构起来的一国或一个法域内法院体系中的各级法院结构大致相同，运作也大致相同。表现为，初审管辖权往往根据案件大小和重要程度为可能包括最高法院在内的各级法院分享。例如，位于德国普通法院体系中第三级的德国高等地区上诉法院也对部分最严重的刑事案件(例如叛国罪)有初审管辖权，作为德国普通法院体系中终审法院的联邦法院也会因专属管辖而对某些案件享有初审管辖权，并且至少在复审(二审)甚至上诉审法院都同时关注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在这样的法院体制中，尽管依据案件涉及的专务类型有所分工(例如德国建立了5个不同的专门法院体系，普通法院、行政法院、劳动法院、社会法院和财税法院)，甚至在普通法院内部，也有民事庭和刑事庭的划分；但是，若是同美国的法院体制相比，德国和法国的司法审判本身是没有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例如，在德国，极少法官独任审判；而且尽管在各类法院的初审中都有非职业法官的参加，但是这些非职业法官参与的审判事务是同职业法官相同的，即同时决定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因此没有司法专业的分工。值得注意的是，各专门法院体系内的各层级法院的组织和功能也与普通法院类似，似乎差别仅仅在于案件的类型不同。鉴于各级法院都有初审管辖权，并因此都有可能成为相对于下一级法院之初审案件的二审法院，而二审同时审理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因此，在这种法院组织体制下，尽管依据相关的法院组织法和诉讼法，某一级法院可能成为某—案件的终审法院(上诉审法院)，但是，若是同下面介绍的美国法院系统相比，可以说没有任何一级法院是制度化的、只处理法律问题的上诉法院。在这种体制下，各级法院的分工更多的是一种等级化的分工，其基础主要是政治授权。

相比之下美国法院系统有两大特点。首先，同大陆法系法院体制的专业分工相比，美国法院没有强调案件类型的专业分工。尽管美国也有一些相当专门化的宪立和法立专门法院，但美国没有单独的宪法法院、行政法院，法院内部也没有刑庭民庭之分，就此而言，美国法院的专业化程度似乎不如大陆法系国家的法院。其次，同大陆法系国家法院的等级分权体制相比，美国的法院更强调功能分权，更关注司法本身的专业分工和功能划分。在这里，分权的基础不完全是政治性授权和控制，更多的是基于司法功能和知识的比较优势的分工。例如，美国联邦法院系统的三级法院，各自都有比较严格的职能分工，不同层级的法院对履行自己职能范围内决定的问题各自都有最终的发言权。除了最高法院依据宪法规定对极少数案件(审判外国大使、外国政府高级官员及其家属；但这样的案件往往许多年也没有一件)享有法定的或竞合的(几乎从不使用)初审管辖权外，其他联邦上诉法院对任何类型的案件都没有初审管辖权。

由于各级法院的功能不同，各级法院的审判组织形式、审判方式和决策方式也往往有所不同。例如，尽管美国联邦法院体制和各州的法院体制一般都是三级，但实际上只有两种类型，审判法院(trial court)和上诉法院(appellate court)。初审法院的案件审理普遍采取了独任审判(极偶尔也有临时的合议庭审判)，有或没有陪审团参与。在独任法官的有关程序和证据法规则的指导下，陪审团仅仅对事实问题做出判断，并且这个判断一般是具有决定性的。无论原被告，都只有通过质疑法官对陪审团的法律指示或审判程序才可能在上诉法院间接质疑陪审团的事实认定。如果上诉法院发现事实有误且是实质性的，上诉法院也无权纠正，而只能发回重审。因此上诉法院审理的都是法律问题。

值得强调的是，尽管陪审团在初审中扮演了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角色，但是这些普通人并不是作为非职业的“法官”参与审判的，他们无权处理或参与处理他们并不擅长的法律问题，只对事实问题做出认定。因此，不应当将他们混同于德国的“非职业法官”或中国的陪审员(他们从理论上来讲更近似于德国的非职业法官)。而如果从这个角度上看，就履行司法功能以及其处理的问题而言，陪审团的功能在这样的司法体制中反而是专业化的——运用了普通人的情理来判断普通人理解的事实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尽管都翻译成了“上诉”，但英美法中的上诉与大陆法中的上诉有重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差别。在英美法系的法院体制中，法官与学者普遍认为，上诉法院的功能有两种：一是各国所有二审和上诉都力图回答的“正确性的审查”，尽可能保障初审没有法律的或程序的错误；二、更主要的是要履行上诉法院的“机构性职能”，即通过审查初审的法律程序来维持和保证法律的统一实施，其中包括了协调辖区内各个初审法院的法律适用和通过法律解释或发现法律来形成或发展新的统—的法律规则。上诉法院的这两个功能都要求进入到上诉法院的案件必须而且纯粹是法律(包括程序法)的问题，因此它几乎总是遵从初审法院对事实做出的决定，却不迁就初审法院法官在法律问题上的意见。上诉法院之所以对纯法律问题进行全面的审查，理由是如果在这些问题上迁就了初审法院，那么法律就会因初审法院法官的变化而变化，人们也就不可能或很难理解法律的真实含义。上诉法院之所以明显地尊重初审法院法官(或陪审团)所查明的事实，理由是各案件的事实无论如何都是不同的，因此，事实调查的统一性就显得不很重要；而且，无论如何，在确定事实上，初审法官都要比不召见证人的上诉审法官有更便利的获得相关信息的途径，因此信息成本更低。

正是因为涉及法律问题，所以无论是在欧陆还是在英美，上诉审总是由至少三位以上的法官进行集体审理，美国的联邦法院甚至有时会全员审理。大家想一想，如果中国要全员出来审理的话，处长一礼堂，局长一走廊，科长一操场（笑），就没有办法进行全员庭审，因此就一定需要有一个审判委员会来指导审判工作，其相当于一个全员庭审的性质。我们为什么要设立审判委员会的原因就在于此。如此一来，上诉法院累积的司法专业技术知识也与初审法院不同，法律制度对上诉法院法官和初审法院法官的制度性和专业技术要求实际上也有所不同。例如，对初审法院并不要求提交洋洋洒洒的详细论证的判决书，而对上诉法院的法官，特别是在案件有争议时，需要写详细的判决书。值得注意的是，上诉法院不变更无害的错误，因为变更这样的错误也不可能产生不同的结论，因此可以说这种纠正错误是只有成本，没有收益的。

还应当注意的是，英美法国家的上诉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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